先师追忆之二
忆吴文翰教授
吴文翰先生，字菩默，生于1910年，天津人。人如其名，先生诗词文章各具异彩，不愧“文翰”之称；而先生一生一心一意作人为学，抛开功利之心，又应了“菩默”二字。
民国时期，中国最富盛名两大法学院即为“北朝阳，南东吴”。朝阳以大陆法为专，而东吴以英美法为著。建国后，朝阳先是改为政法大学，后与“华北干休所”合并组建成为人民大学法院的前身；而东吴大学在新中国建立前迁往台湾，即为今天台湾东吴大学，留在大陆未迁走的法学人马及资料在建国后并入华东政法大学。吴先生就是毕业于北京朝阳大学法学系，时年26岁。当时，抗日战争在中国东部和南方已经开始打响。许多国外归来的学者和国内名家，为躲避战乱之灾，都来到兰州从事法学研究和教学工作。兰州大学1909年办校之初即为“甘肃法政学堂”，1927年，法学专业已经开设20余门课程，以民法为主。四十年代初吴先生来到甘肃学院（兰大前身），先生的大陆法特别是罗马法、民法功底深厚，来到这里，自然如鱼得水。
1945年先生被聘为讲师。1948年—1949年国立兰州大学已经成立，吴先生被经济系聘为教授，在这几年的科研和教学中，先生进一步夯实了其深厚的法学功底。1950年和1957年先生曾分别在北京中国新法学研究院（第一期）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进修一年。1957年调甘肃财经学院任教，1969年甘肃财经学院合并甘肃师大（西北师范大学前身）。
众所周知，建国不久，我国照搬苏联“国家和法权”理论。西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法律并法学成为研究禁区。朝阳、东吴的学人也就铩羽歇弓了。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的政治运动，有点文化的人都极有可能成为“右派”，更何况朝阳、东吴学人呢？由于“他们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法律思想”，绝大多数都被打成右派。许多人改革开放后仍然生活在贫困苦难之中。《南方周末》曾报道过东吴大学遗留的若干老先生，有的先生曾留学、任教于哈佛，能收到每期《哈佛法律评论》，但是却住在阴湿、狭陋的平房中。他们大都逾九十高龄，但是仍以其对专业的挚爱之情向祖国奉献了最后一件礼物——参加编写《元照英美法辞典》（已经由法律出版社出版）。在该宏著付梓前后，无数法学巨匠陨落，实为国家损失。
从1957年开始，吴先生被打成了右派，此后近三十年时间，他和夫人都是在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中渡过，个中辛酸，实非局外人敢妄加评断。1979年先生重登讲台，教授《法学概论》，1981年晋升为教授，为西北师师范学院（西北师范大学前身）法学教育的恢复做出极大贡献，1985年，先生任教于兰州大学。
吴先生为司法实务、法学研究两界培养出大批高级法学人才。吴先生弟子姜建初先生最高任至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。曾任兰州大学法学院院长蔡永民教授、副院长胡晓红教授、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、博导陶光峰教授都师从吴先生。国内著名罗马法、民法学著名学者米健教授的毕业论文在吴先生指导下完成。2004年10月底吴先生辞世，姜建初、米健等赴兰参加吴先生追悼会。
八十年代初，法学界也是百废待举，首无面临的是教材问题，为了给民法特别是罗马法教学提供便利，吴先生和周枬先生合作编著了《罗马法》一书，得到了广泛赞誉。另外，先生著作数部，文章七十余篇。为八十年代经济改革中的法律问题解决作了大量贡献。
正由于此，先生以九三学社成员身份，担任了众多职务，有司法部门、实务部门，还有高校教育部门。成为国内特别是西北地区德高望重、久负盛名的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。
先生之为先生不仅在于其学识渊博，还在于其人格魁丽。先生生于清末，长于民初，因此古文化功底十分深厚，书法挺拔峻秀，诗词文章熠熠生辉。
正由于长期受到传统文化熏染，先生也即具有了传统儒士的人品德行。既能身体力行、积极贡献，又不贪慕虚华、追求名利。顺道时，则如飞龙在天，勇担道义，奋力拼搏；而逆境时，也能超脱物表，自遣心怀，运思世外，自得其真。有一例足可见先生不慕名利，力保身洁的精神之执着。有一位老师，仰慕吴先生之德学，在一本著作上署上了先生之名，先生知道后大发霆怒，拖耋耋之躯爬四层楼，找到那位老师要求其将自己的名子去掉。单此一举足可见先生求真务实、正直诚恳、视清誉名节为最高操持的精神境界。
本文主要依据任海涛所撰“养天地正气 蕴法意人生——怀念吴文翰教授”以及“法学家吴文翰教授”《社科纵横》（90年第6期）
